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跃迁至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并联式”叠加发展的过程，多种社会形态在当下的中国共时性存在，呈现时间高度压缩、实践高度综合、风险高度共振、制度与文化快速流变等特征。在这种情境下，着眼于“新公共性”这一当代中国社会整合的核心价值纽带，认识数字社会多重主体间的关系，把握数字社会的独特属性与多社会形态相互交织背景下的社会整合逻辑，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至关重要，也凸显了中国社会学认知更新的紧迫性。结合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要求，本文指出要与时俱进地实践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从实求知”的社会学方法论路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范式创新，以回应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时代性议题。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跨入数字时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人类在摆脱以苦劳、异化为特征的“必然王国”（马克思，2004:928-929），实现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中又向前迈出一大步。人类正身处一个新世界的入口处，我们应该更新自己的认知来认识这个新世界。
历史上，工业文明曾推动人类从传统社会步入现代社会，而数字文明的出现则有可能将人类带入超现代时代（hypermodern times）。这是一个多线程变迁交错和充满矛盾的时代：一方面，这一时代的经济社会运行延续了标准化、专业化及规模扩张等工业社会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一时代又具有时空压缩、去管制化、去制度化等后现代社会的特征（利波维茨基，2005），出现了以高工艺与高智力相结合为基础、更强调创新、更重视参与发展的战略变化、更注重通过市场“服务”来制造差异等后工业社会的特征（克罗齐耶，2009）。由此，与现代社会所强调的大众性、普遍性相反，个体性、独异性等成为超现代社会运行的关键驱动力，并作为一种社会期待持续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莱克维茨，2019）。然而，过往时代的诸多特质仍在超现代社会存续。千百年历史脉络中持续演变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依然形塑着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动策略，影响着民族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现代社会的基础设施、组织原则、制度法令依然制约着当下人们的行为，“一切已死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2015:9）。进入数字时代，人们发现生活世界并没有变得更清晰和更简单，反而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前现代的习惯、现代的设施和后现代的理念相互叠加，过去的记忆与未来的憧憬彼此混杂在一起，使人们感到迷茫。各国也或多或少地进入了一个新的迷宫，处于多种社会形态交织并存的状态，并被流动性、开放性、交叉性等后现代社会特质困扰。数字转型带来的社会形态的跃迁及与之相伴的多社会形态的复杂状况，必然会给基于工业社会经验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及学术逻辑带来挑战，但同时也蕴含着催生理论范式革命的可能性。
四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学以西方古典理论关注的“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这一根本性问题为起点进行思考和探索，努力对工业社会的基本问题作出回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整体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方面取得了独特成就，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书写了新篇章。当下，尽管发展程度不同，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着数字智能技术革命带来的更为复杂、多元的经济与社会挑战。在这个大转变中，“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如何可能，依然是社会学者必须要思考和回应的重大时代议题。
面对数字社会的挑战，我们也可以通过在当代中国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两种认知理念来获得回应时代转型难题的价值引领和方法论指导。一是中国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人民性”价值理念；二是中国社会学先辈在认识中国社会时坚持的“从实求知”治学理念。在理解数字化转型相关议题时，二者内含的方法论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复杂实践的内在逻辑。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正面对多维情境交织的复杂社会现实，研究者不仅需要对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所存在的局限进行反思，还需理解数字技术发展过程中实体社会和虚拟社会互动互嵌的社会现实，更要认清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与未来趋势。在这些多重复杂任务面前，中国社会学只有持续促进自身认知更新，持续推进理论范式创新，才能有效回应文明转型的需要，讲好中国故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社会学者需要意识到知识更新和理论创新的历史使命。
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相伴而行。社会学致力于探索社会运行及转型的实践逻辑，聚焦变动中的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何以可能”，并构建相应的理论体系。围绕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学者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理性化发展、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等经典论断。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社会从现代向后现代的变迁又促使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等学者发展出结构化理论、实践论与沟通行动论等重要理论。上述理论虽然源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实践，但都涉及人类社会整合的普遍性问题。
从学理上看，社会整合系统主要由整合目标、机制及其内在逻辑等构成。社会整合系统并非生成于真空之中，其运作是在特定的文化逻辑下进行的。换言之，“社会”既是容器，又是器中之物。社会整合目标往往与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方式、文化价值体系等密切相关。比如，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宗教改革、城市发展等力量的推动下，市民社会与国家生活逐渐分离，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随之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亦在此过程中兴起。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西欧国家便出现了基于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而产生的生产体系，社会联结的机制也从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机械团结转变为以在经济生活中分工合作、相互依赖为核心的有机团结（涂尔干，2000）。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围绕利润和社会财富的超额积累形成了以资本扩张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对资本积累与资本扩张的追求成为西方国家推进社会整合的根本动因。与此同时，市场逻辑渗透进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甚至以“类经济治理”的方式应对人们的社会需要（阿甘本，2021），其后果是经济逻辑在各领域的扩张潜移默化地侵蚀着民主制度的根基，导致西方社会陷入结构性撕裂，基于性别、种族、族群等的矛盾、对抗及冲突日益常态化，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结与整合。
就其本质而言，西方社会整合的根本制度逻辑是在分化与对抗中寻求整合、合作与发展。比如，为应对资本扩张导致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欧美国家在阶级政治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以法律程序为基础的代议民主，使黑人、女性等不同社会群体得以参与公共生活，以维护本群体社会利益，并以此为条件与其他群体进行合作，从而提升社会整合程度。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根据自身国情，形成了多元主义、法团主义等推动国家与社会实现合作的制度逻辑。隐藏在这些不同的制度逻辑背后并使西方民主制度可以有效运作的深层机制便是哈贝马斯（2024）所指出的“公共性”。此公共性强调，应使具有公民身份的群体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之中，就共同关注的议题、问题等不断沟通、讨论并达成共识。然而，西方公共性的根基是排斥性的“公民身份”，移民等边缘社会群体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始终存在难以化解的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洽。
可以说，西方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构建起了以资本扩张为目的、以理性化为文化基础、以代议制民主政治为具体制度、以激发公共性为机制的社会整合系统。20世纪晚期，这套社会整合体系在“趋同论”的现代思潮影响下，依托冷战态势被输出到全球其他国家（雷迅马，2003）。但人们很快便发现了“趋同论”背后的严重问题。在发展实践中，尽管各国在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之时遇到了一些相似问题，如由资本加速积累、技术分工细化带来的社会不平等、科层组织效率低下等，但这些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情社情、地方文化和政体特征各不相同，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制度模式或方法后，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如“芝加哥男孩”在拉美地区的政策实践（爱德华兹，2024）。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整合机制中原本就存在的内在张力通过政治制度的输出被传送到了其他国家。前述张力继而与输入国自身的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加剧了输入国的内部张力，从而衍生出更严重的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超越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学者基于对西方制度及其整合逻辑的实践反思以及对自身国情的深入思考，发展出依附理论（拉美）、底层社会理论（南亚）、市场转型理论（东欧）等理论范式，用以阐释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历史实践。客观地看，这些理论指出了西方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转而从地方化、民族化的立场出发，主张自身发展的权利。然而，因受限于这些国家或区域自身的发展实践，这些理论未能基于本土经验提出替代性的发展路径，而是陷入西方道路与自身国情民情的冲撞中左右摇摆。
中国社会整合的逻辑与西方国家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其核心在于异中求同，强调将整合功能寓于社会整体的良性发展之中。在传统农业时代，虽然中国长期面对边疆安全与国内政治格局变动的威胁，但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影响中国国家治理效果的关键（周雪光，2017）。中国古代社会的整合不仅依托于官僚体系和地方治理网络，而且着重于塑造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九州共贯等思想及道德意识形态，由此规范了从天子、士人到小农的各类群体的观念和行为，形成了以包容协调、执两用中为特征的伦理性社会。具体而言，这种社会整合系统的特质主要体现为：在社会关系方面，以士绅等中间阶层为枢纽，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单元，个体得以被整合进共同体生活之中；在社会结构方面，士农工商虽然存在职业分化，但在社会地位上能够实现流转升沉，因而没有形成明显分化、对抗的阶级关系和长期稳定的利益集团；在社会秩序方面，其构建方式以道德教化为主，并与礼法进行有机结合，人情味较为浓厚，与西方社会过度倚重极端的宗教裁决和刚性的法律审判有所不同（梁漱溟，2011）。然而，这套传统整合体系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的严重冲击，同时催生了关于中国现代社会整合的艰难探索。
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整合的目标包括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等。不同于西方国家，新中国的政权组织形式虽然采取了现代代议制民主形式，但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议行合一制度，这成为更先进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根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据此，中国的社会整合机制建立在中国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基础之上。这一制度体系运作的根本机制是以“人民性”为特质的新公共性（李友梅，2023）。这个新公共性与西方公共性的差异在于，新公共性的建立并非基于排斥性的逻辑，而是基于包容性的逻辑，其核心宗旨是在中国的领导下，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共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李友梅，2022）。与西方市民社会中生发出的国家与社会对立、多方利益难以调和的公共性不同，在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导向的实践路径中（李友梅，2021），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构建社会团结的基础和依托。在中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以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发展路径。这体现出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人民性与公共性始终统一的本质特征，而其中的深层文化逻辑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本思想传统相结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在这一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式新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范式和指导方向，等中国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由此促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冷战、对立与封锁的国际局势和“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状况，为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不懈地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国不仅建立起具有高度社会管制和动员能力的“单位化社会”（刘建军，2000；李汉林，2004），而且通过对自身文化进行创造性重建和对社会主义新人进行铸造等方式，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新传统（甘阳，2007；应星，2009）。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现代性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新德治、新价值观念以及理性化的组织形态实现了发展；同时，在基层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传统道德仍然保持了极大的影响力，依然是调节民众行为、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规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引入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迅速提升。同时，社会结构也经历了快速分化与重组，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不断形成与变动，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逻辑开始深刻地影响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与社会整合。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西方的科技与文化亦对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社会屡经流变，愈发多元，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新挑战。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看，其中一个深层次的挑战便是如何在经济社会生活发展的新基础之上，构建起新的社会认同，以继续推进社会整合。尤其在近些年国际秩序出现剧烈变动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深入地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这一重大现实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单一线性、均质扩展的演进过程。对于中国这样的赶超型现代化国家而言，情况更是如此。习曾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2023：6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并联式”发展具有显著的特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时间上是高度压缩的，在任务上是复杂叠加的，并需要在发展进程中协调各项任务（邹一南，2021）。有研究者发现，在中国城市大举实现工业化之时，乡村仍然处于农业时代，人们仍以传统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当特大城市步入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之时，很多乡镇仍在为工业转型升级而努力；当“00后”群体熟练运用数智技术之时，不少中老年人却在信息时代的大门外徘徊；当生产技术已经步入数智时代之时，一些人的社会观念还可能停留在过去。面对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并联式”发展的实践形态，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民生改善作为核心着力点，以“人民性”为核心价值纽带，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不仅引领总体社会预期向共同富裕迈进，同步实现了社会团结与社会发展，而且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公共性”（李友梅，2024）。
近些年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实践又与正在浮现的全球数字社会转型相遇，促使中国在新时代新征程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多社会形态叠加式发展的现状。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既有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延续，而且意味着与全球数字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新问题的产生，比如大规模人口快速流动、异质性人群混居、时间高度压缩、实践高度综合、风险高度共振等。在新旧问题相互交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将进入更加复杂的多形态叠加状态。一方面，除了传统的各阶段矛盾、问题的累积和互相影响外，来自后现代、超现代、金融化、数智化的诸多潜在风险挑战也愈益显现；另一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受到技术、文化与社会的交互作用的影响，其个体意识、群体认同和行为规范等仍处于发展与变动中，伦理关系、价值观念、利益分配等各种要素亦会随之变化。显然，西方国家基于“串联式”发展过程形成的现代化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并联式”的发展实践。
在中国社会多形态叠加的复杂背景下，社会整合将面临更大的挑战，我们不仅需要分辨出特定社会形态下的一般性问题及其地方化表征，而且要分辨自身存在的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与伴随社会复杂转型而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新旧问题相互叠加的方式和交互影响的具体逻辑。有学者已经指出，社会学领域中基于工业时代的社会变迁而产生的经典理论难以刻画和解释数字时代的诸多社会巨变（向静林，2025）。面对一个正在不断由新技术建构并随时可能被重建的社会，我们亟需思考的是，数字社会的基本特征究竟是怎样的？它会如何汇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实践，又以何种方式改变并重塑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在这个新阶段新情境下应该如何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并提升中国社会整合的能力？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感觉到社会学现有的分析范式显得相对滞后以至于力不从心。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由数字智能技术引发的技术革命，并在快速地迈向数智社会（黄匡时、刘和盛，2022）。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就已经接近6000亿元，累计培育了400余家人工智能领域的“小巨人”企业，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从理论上看，数字社会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又内生于工业社会与各国的历史文化脉络之中，还有可能挑战并重塑不同国家的本质属性。鉴于社会学者往往从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形态、社会实践这三个方面来理解特定社会，下文将从这三个角度出发，考察数字社会的基本构成与核心特征。
首先，从社会生产技术上看，数字智能技术正在取代机械技术，成为推动数字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人们往往通过深入理解那些影响和制约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技术——如农业社会的土地与耕种技术、工业社会的企业与机械动力技术——来认识特定时期的社会形态。相应地，理解数字社会的关键，也在于理解数据与数字智能技术等新生产要素（王天夫，2023）。数字社会的生产对象是海量的数据和信息。这些数据不仅是生产各种非物质或半物质产品的基础资料，而且构成了数字时代的人类集体智慧，并在“涌现”等效应下持续生成令人想象不到的新技术和新产品（Boutang，2011），使人类社会以超越以往时代的速度实现迭代式发展。具体而言，数字社会的生产资料是与计算机相关的算法模型、代码模块、编程工具等认知工具，基础设施则是能源、基站、超算中心等提升机器认知速度的设备。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生产资料是不同于工业时代炼钢炉、织布机、汽车装配线等“体力物替”的“智力物替”（王宁，2025：80），它们以全新方式与人类认知进行交互，带来非物质与半物质产品生产的变革。与之相应，新型劳动分工以数据要素与算法机制为核心协作逻辑，通过任务解构与跨域协作重塑劳动过程，展现出生产要素数字化、空间组织虚拟化、协作网络弹性化及价值创造复合化的特征（杨典、孙子涵，2025）。
从数字社会的内在结构看，数字社会系统包含底层、中层、上层三层递进式的技术构成结构。其中，底层技术分为软件基础设施与硬件基础设施两大维度，前者包括编程语言、基础算法、系统平台等数字化基石，后者则由通信网络、卫星、5G/6G基站、超算中心等物理载体构成。这些软、硬件技术以创新方式深度融合在一起，又进一步推进诸如图像与文字识别、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工智能芯片等应用技术的新发展。数字社会系统的中间层为数智社会的中枢底座，构建起以数据全周期管理为核心的认知中台，涵盖数据管理、数据集成、数据分析、应用支持及安全保障等关键环节。数字社会系统的最上层为多元的应用场景，相比于工业时代的机械自动化技术，数字技术会更加迅速地从工作生产领域进入普通人的生活社交领域，诸如大语言模型等新技术很快在生活、学习、社交等领域落地，而这些应用场景拓展产生的新需求又持续反哺技术迭代与延伸应用边界。当下，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生产与生活各领域的运转流程与运作逻辑。比如，智能交通正在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和观念，并对城市的基础设施规划和交通管理提出近乎颠覆性的要求；智能家居通过实时感知与主动响应不断激活人们对家居生活的个性化想象；智能教育正在提升人们的学习效能，并深刻地改变全社会教育组织和知识生产的模式；等等。
技术是一种社会建构的结果，是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为了特定目的而创造和发展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作为一个自为的系统也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有其内在的动力和自我发育、自我维系及自我增长的特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有可能反过来塑造社会关系与结构，进而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数字社会来看，互联网、大数据、“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多模态大模型等都是人类的技术创造物，这些技术创造物有利于促成一个高度自动化、智能化并高效运作的社会的构建。这种构建的核心在于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通过人-机认知的共同提升，实现社会中各个相关领域的全面升级和优化，并主要体现在主体的自我客体化（社会主体经由技术建构实现对象化）、联结的跨界共变性（社会关系跨领域共变），以及实践的超限共融性（实践活动超越传统时空及社会限制并日趋融合）等方面的拓展与延伸。而这种构建将会深刻改变既有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并带来相应的社会挑战。
其次，从社会结构形态上看，主体间的拓扑联结网络正在替代纵向的社会分层结构，塑造数字社会的基本形态。在数字社会中，“联结”（association）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数字技术的发展并非彻底消解传统社会中人和人之间固有的关系或联结，而是极大地改变了联结的方式和形态。数字社会的结构形态并非静态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是持续变形、流动和重构的拓扑联结网络。正是在这种异质化、立体化和流变化的联结中，个体的自主性将得到极大的释放。理论上，每个个体都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自动化工具以及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进行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和创造。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艺术、文化领域，人工智能技术都可能会大幅降低创新和创作的门槛。比如，任一个体都可以在网络或数字平台发布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娱乐平台可以通过用户的语音、点击及关注时长等，自动识别和判断用户的偏好和需求，并做出关联式的、连续性的信息推送，使有相似兴趣的人们能够迅速发现彼此并进行联结，继而形成不同的虚拟社群。由此，人们会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个体解放随之而来，一种更为复杂的、流变的网络化社会联结得以形成。
这种网络联结使人们可以超越（物理或数字虚拟的）时空的限制进行跨域甚至跨物种的社会交往。这种交往是虚实交融的：一方面，个体作为数字社会的行动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生产、消费和传送数据，进行数据的再生产；另一方面，这种数据基于智能算法被重新组合并应用于某些场景以实现再生产，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生产、消费、交往等活动；同时，这种联结的变动性、场景性和局部性特征也日益凸显。可以认为，和海量数据一样，数字时代人们的联结成为社会的构成基础以及最为关键的社会资源之一。由此，相较以往的任何时代，数字社会的行动主体变得更加复杂多样，其互动和联结的方式、机制与形态也更加复杂了（邱泽奇，2024）。
不过，万物互联也会为社会整合带来新的困难，给社会治理带来更多挑战。数字虚拟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类人”作为社会关系主体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进入日常生活，并成为我们的生活伙伴。这时，人工智能技术终端作为类人主体便会反过来影响人类主体的决策，还可能通过持续交互将算法逻辑内化为人类的认知惯性，使人类主体逐步让渡决策主导权，进而给人类社会带来风险。比如，人工智能可能通过技术平台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以算法取代现实政治，形成所谓的“自动化社会”，从而在事实上使民众服从于少数精英的统治。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甚至认为，以算法来激发和引导人们的内驱力，将会引致内驱力本身的消亡（斯蒂格勒，2016）。
最后，从社会实践上看，数字社会的主体行动实践呈现超域、超现实及超时空交互的特性。与社会联结的重要性相关联，作为社会的运行常态，人们行动的实践属性在数字社会中依然极为重要（布迪厄，2017）。只不过与工业时代不同，数字社会的主体行动实践不再局限于物理时空乃至于社会文化领域，不再仅仅依据人们社会阶层的惯习而形成，其影响也不仅是行动者改变在某个特定场域中的位置并与其他场域进行资源交换。在数字社会中，超人类主体、类人主体等各种实体、非实体的行动者通过跨越虚拟与实在、当下与未来的联结和交互，呈现超现实的实践性。具体而言，不同主体的实践活动创造和生成了不同于以往的各种“关系体”。主体通过实践与他人、他物、智能体进行交互，这种实践的建构和规则的建构不同于既往时代的实践性：通过交互性的实践，个体与他人、智能体、社会形成了超越虚拟与实在的共同体，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贯通一致，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进一步融合。换言之，数字社会的终极形态将实现物理世界、数字空间与精神意识领域的“三位一体”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技术奇点与社会契约的变革将交替发挥作用，共同推动文明演进。
在超域交互下，数字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规模、范围边界、内部复杂程度都与以往的社会形态存在差异。比如，包括自由贸易、战争与和平、全球气候等在内的诸多问题更可能经由数字平台而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边界，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甚至世界某个角落的某个个体的不幸遭遇都有可能激起全球的关注和讨论。这种“流动性”使得全球性无所不在，并深刻影响着地方性，全球在地化的特征日益显著，地方性事务也更容易成为全球性的存在。未来，万事万物可能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联结、相互影响，并形塑出令人难以预测的社会形态。
总之，从社会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形态、社会实践三个方面加以辨析，数字社会的构成基础是数字认知技术与拓扑联结网络，并存在数智技术持续跃迁、主体间拓扑联结愈发复杂、万物跨界超域交互等基本特征。在这个庞大的数智网络中，世界各地形形的人汇聚在一起，自由地进行交流、讨论与合作。这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更多挑战。人们发现，虽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能相遇在互联网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其所处地域、受教育水平、所处阶层、个人经历和思想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对诸多现实问题都存在相反甚至冲突的意见，这使社会撕裂的风险更大、社会整合更具难度。时至今日，上述情况又将汇入“并联式”发展的中国社会之中，进一步增加了社会运行的复杂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以新公共性为根基构筑社会团结、推进社会整合，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情境下，对共同体的渴望或追寻通常是个体对现代性带来的碎片化、不稳定感和不确定性的回应，这本质上映射出人类在流动社会中重建本体安全的深层心理诉求。一般而言，具有相对清晰且稳定的边界、结构以及拥有特定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成员是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前提，构建共同体的本质在于共同体向心力及成员自身驱动力的“双向奔赴”，其核心在于公共性的生产与再生产。如前所述，相比西方公共性，新公共性并不是排斥性的，而是包容性的，其外延更容易获得拓展，并将更多的人群涵盖在内。而数字社会的新公共性在技术的加持下更是突破了时空、语言、文化等制约，涵盖了更广泛、更多元的群体，能够引起社会共鸣、凝聚社会共识并建构团结机制，从而实现社会整合。
从理论上看，共同体是其参与者进行交往与对话的空间，它以文化、共识、物质资源为纽带，将具有共同传统的民众联结起来；共同体内部的成员享有平等的话语空间与参与机会，进而团结起来，协同应对各类关键挑战（哈贝马斯，1999）。共同体生活必然会产生围绕公共事务而出现的分歧、争论，并借以实现公共性生产与再生产。与以往社会形态的共同体相比，数字时代的社会共同体将会呈现诸多不同的维度或新特质。
首先，共同体的边界空前扩展且构成群体更趋分化。在农业时代，受技术水平和交通工具限制，人们的交往范围通常局限在日常生活所及的区域（如村和镇），人们的公共活动往往就是可触及的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自工业时代以来，随着汽车、火车、飞机等长距离交通工具以及大众传媒的发展，人们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大，超出地方性日常生活领域的公共性事务日渐增多，共同体的建构开始跨越地域、超越日常生活需求，但依然难以跨越国家边界，也难以超越所谓的“巴别塔”宿命，从而限制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共同体的形成。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全球村”（麦克卢汉，2000）、“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2016）等超越国家、文化及语言边界的共同体开始形成。进入数字社会后，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更新发展，共同体的国家边界逐渐被跨越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可以围绕兴趣、生活、工作等各种事宜在各类社交平台和虚拟社区展开更频繁的交流和互动。比如，在美国政府意图禁用TikTok之际，“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在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加超高关税后，美国消费者涌入中国电商平台进行跨境电商消费；等等。可见，在数字社会中，借助虚拟世界中的交流，共同体的范围得以突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能够围绕全球变暖、人工智能发展、国际政治等全球性公共议题展开讨论。
其次，共同体内部主体间的交往方式从直接沟通转变成为超域共鸣。在数字社会中，随着生活工作方式、交流媒介方式与个体交往方式的转变，公共性的表达及其构成相较于工业社会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数字社会愈发呈现复杂多元、快速流变特征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和工作随之呈现“加速”行进和相互竞争的状态。虽然合作与沟通依然是重要的互动方式，但随着生活节奏和科技变迁的加速，人与人之间（尤其是青年之间）的“轻社交”正逐步取代“重社交”而成为主要的沟通方式，人们用于相互交流的时间也愈发短暂（王德福，2024）。与此同时，随着社交网络和虚拟社群的兴起，“共鸣”开始成为大量分散化的个体进行沟通或关注并讨论公共线）。而由特定群体、个人提出的“话题”“议题”“倡议”“框架”等成为引起社会共鸣和获得超大流量的内容载体。与以往以沟通、合作为核心的互动方式相似，共鸣同样兼具情感性、价值理性与文化性。人们对特定话题、观念产生共鸣的深层动因不仅与特定文化的核心密切相关，而且与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的人类根本议题相关，更与人们真实的社会生活需要相关。
最后，共同体中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和多元。数字社会的成员既包括享有不同物质生活方式的人，也包括持有不同观念和不同思想的人，以及被算法设置或初具自我意识的虚拟实在智能体。这些人类主体、类人主体和对象物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围绕工作、生活中的各种事宜展开互动，并呈现跨群组的功能性参与以及依照主题性分化并相互区隔的双重趋势。我们需要警惕由信息茧房带来的“开放社会却封闭自我”的新型认知状况（鲍曼、罗德，2024:181-182）。要使不同类型、层次、属性的社会成员能够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体系当中，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相得益彰、共存共荣，既需要主体间基于共享现实而形成共识，以及大多数人同意或愿意接受的价值选择和社会规范，也需要个体感知到自身在其所属团体中的自我形象，并形成作为团体成员所拥有的情感和价值体验，以此催生将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共同体内在凝聚力。
新公共性是“并联式”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处理多主体复杂社会关系时的基本原则和底层逻辑，是从复杂历史实践中逐渐生成的价值纽带和新传统，具有“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其形态和运作的具体方式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持续发展。数字社会共同体区别于以往社会共同体的不同特质使得数字时代的新公共性也体现出多重性、复杂性及不确定性等特征。对于中国社会而言，能够引起共鸣的“话题”、引发公众讨论的“议题”以及能够形成的“共识”，既与人们根本性的长期关切相通，又与现实中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期盼相联。比如，围绕游戏《黑神线》的讨论，既与前沿性的技术创新紧密相连，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及其传承紧密相关。再如，围绕教育内卷、“班味”现象与“松弛感”的网络热议，不仅折射出职场规训与人际关系的深层张力，而且映照出当代人对理想生活范式的集体追寻。这些议题之所以持续发酵，实质是个体在高速运转的社会齿轮中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理性追问，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情感投射。由此，借由个体社会网络，不同群体内部形成了以共识、兴趣、认同等为纽带形成的局部“公共性”，或者可以将这种局部“公共性”视为“部落主义”的形式（马费索利，2022）。我们发现，相较于这种“小公共性”，维持社会团结的总体性的“大公共性”（泛社会的共识、认同）正日益受到个体化及局部“公共性”的冲击并逐渐消解，这是源自工业社会实践的社会学理论范式面临的深层挑战，也是构建数字社会团结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数字化、智能化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变化，但数字社会依然需要内生于公共性实践的价值，依然需要构建起新的社会共同体，以实现社会整合。在此意义上，更新对整体性社会生活秩序变迁的认识，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学面对数字社会秩序构建挑战时的必然反应，也是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应有之义。中国社会学者需要在与西方现代化理论进行对话交流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对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认识和理解，并基于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思考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
面对数字时代来临的现实，人类正在形成超越民族、国别及当下生活的认知与行动趋向，这必然会对新公共性的发展带来新考验。但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社会追求文明进步的普遍模式有相同之处，都致力于以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改善，以技术创新促进生产方式变革，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在普遍性的追求之外一直以人民利益至上为行动纲领，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开创社会团结的新局面。比如，在精准扶贫、共同富裕的实践中，以人民性为核心的新公共性便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凝聚起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使这些壮举得以圆满完成。
如前所述，在多社会形态“并联式”叠加发展的新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重新深入探索和研究中国社会各领域的新结合何以可能、社会传统如何更新等问题。在传统社会的生活中，不同群体在交往过程中一方面会不断地生成新的社会纽带，另一方面又会因为各类文化难以相容而衍生出各种社会问题。进入数字时代，特定社会群体关切的公共议题在数字传媒的加工下可能产生跨地域、跨群体、跨社区的效应，引发全社会共鸣，继而成为加快社会共同体建构的重要力量。与以往多元社会群体由沟通互动实现协调团结的公共性相比，数字时代这种脱域性的新公共性组合更加复杂多变，其内涵与外延也更不确定。因此，及时判别数字社会的结合纽带、精准把握数字时代的新公共性构建的动力来源是当下社会共同体构建的必要前提。
进入晚期现代社会尤其是数字时代，个体能够借助技术工具不断提升自主性，进而拓展“自由余地”，其行为的流变性和复杂性也日益增强。而这同时会降低未来的可预测性和个体对社会结构的信任，并给整个社会带来一种“流动的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时空分离及时空压缩、集体化任务被个体化所取代、社会关系的流变等（鲍曼，2018）。这些变化会破坏大多数人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及其对自身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进而陷入本体性安全的危机（吉登斯，1998）。在此情境下，构建共同体将成为人们应对这种本体性安全危机的必然选择。在数据驱动的社会中，个体自主性将得到极大释放，个体不仅仅是消费者，还是大数据与社会议题的生产者、贡献者和创造者。与此同时，随着智能化的发展，人能够与智能机器人等类人主体交互并进行智能化实践。在此过程中，人的主体性经由技术“孪生体”实现了升华与拓展。智能化没有淹没实践的主体性，而是通过智能技术提升了主体性的层次和能力（刘少杰，2022）。在此过程中，社会团结的形态也会发生变革：人们逐渐不再依据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组织等传统类属进行凝聚，各种边界模糊的数字社群将成为人们构建超域团结的基础。以数字信息化、话题共鸣性为基础，基于对“重要事件”“热点议题”共同关注的社会共同体有可能逐步形成，智能合约、去中心化社群以及共享平台将成为新的生产组织基础。在现实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各类超越传统边界的趣缘群体、流量社群、认知资本、平台经济等已经预示着这种新的共同体的出现。
进一步而言，相比以往，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具有脱域特征且外延不断拓展的新公共性正在成为数字时代新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基础。美好生活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虽然在不同时代，因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设计、文化差异、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禀赋以及人的需求不同，不同国家的人民对“好”的标准存有不同理解，在“好的生活”的内涵与价值指向方面也会有不同认识，但其核心诉求都离不开对“必然王国”的超越、对自主和自由的实现，以及对“类”本质的回归需求。相较于构建在个人主义价值基础之上、主体分立抗衡甚至是相互冲突的西方公共性，中国社会新公共性的核心特征便是“人民性”，即党和国家在不同时期与时俱进地回应广大人民的真实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性正是跨越经济发展、历史文化及资源禀赋等差异的“最大公约数”，亦是人类新共同体构建的价值基础。从理论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探寻和了解人民的真正需求的过程中，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同样，只有回到人民性这一社会主义公共性的建构基点，我们才能在数字时代破除社会自主性膨胀所诱发的虚无主义迷思（李友梅，2022，2023，2024），辨清人们的真正需求，推进社会整合的持续实现。
从更广泛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来看，数字社会将会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传统边界，在经济、社会及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融合。借助数字平台和相关工具，全球南方国家将有可能打破北方国家构筑的“智能鸿沟”，加速实现商贸往来的便捷、跨国交易的繁盛，以及全球供应链的互联互通，增强各国间的经济互动并由此促成共同利益的实现。在此基础上，不同国家的人们通过增进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文化的多元融合，也将有助于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倡导和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指出了新公共性进一步延展和应用的方向。可以说，数字社会的来临意味着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真正共同体”有可能成为现实：共同的利益和命运使个体、地区、国家乃至全人类紧密相连，不断促进多元个体的价值共生、互利共赢和普遍共识，为人类文明的新发展提供肥沃土壤。
迈入数字社会即意味着人类文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必然会为社会学理论发展提供新的灵感来源。正如古典社会学在古今文明嬗变、续接中实现其在现代世界中的转化与重构，从社会的演进史出发以深入探讨人类的自然史进程，尤其是从现代社会的机理出发来重新审视世界诸文明的构成原理，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深度阐释人类社会的变迁。而在数字时代，借助数字技术，个体得以跨越空间、种族、阶层等边界，构筑出新的共同体形态（鲍曼，2007），这些共同体又在新的社会形态中获得彰显、持续扩展。当代中国社会的新公共性建设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人民性与公共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并指向共同的根本利益、共同的道德生活与共同的政治生活，它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彰显以不断发展中国领导下的人民共同体为导向的实践路径（李友梅，2023）。因此，要在数字社会的流变实践中促成不同共同体的建构与协同，推动社会团结与发展，并在把握社会变动逻辑、探索社会发展路径时，从始至终坚持以人民性价值为引领。只有贯彻这一原则，才能在共情和认同的基础上达成社会性的共鸣。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在促成数字时代社会团结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践中掌握主动权。
不同于以公民身份为基础、内含排斥边缘群体逻辑的西方公共性，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以包容性为基础，持续延展自身政治及社会外延、团结各种社会群体的社会主义新公共性。新公共性具有“人民性”的特征，即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为文化根基，以人们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有共享为核心目标，以全体人民的共同需求为导向，要求将更广大的人民纳入共同体发展之中（李友梅，2022，2023，2024）。进入数字时代，新公共性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整合的核心机制，其外延从现实社会中的人民进一步扩展至互联网接入者、数字平台使用者等虚拟社会中的人民，逐渐展现出突破民族、国家和群体界限约束的脱域性特征，并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同时，面对借助数字技术进行脱域交互的规模巨大的多元主体，如何围绕人们的共同关切、核心话题形成共鸣和共识，如何协调积极进行跨文化交流却容易因认知不同而产生冲突的复杂人群，如何找到关于“人民需求”的更大公约数等，将成为数字时代借助新公共性构建社会团结的关键。
本文开篇曾提及关于推进中国社会学认知更新与理论方法创新的问题。实际上，关于“并联式”叠加发展的中国社会在数字时代如何依据“新公共性”“新共同体”构建社会团结、推进社会整合的讨论，回答了“在数字时代如何推进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习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几个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习，2017：344）。本文指出，只有与时俱进地实践社会学“从实求知”的研究方法论，才能在纷繁变化的现实中把握中国社会运行发展的逻辑。
“从实求知”的原则是指，在变动的“实际”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提升“文化自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不断发现和解决中国社会的真问题，而“真问题的发现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获取，又需要根据‘实’的动态发展与多层次特质而不断调整和修正”（李友梅，2017：56）。践行“从实求知”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社会转型与社会形态跃迁的实践逻辑。不过，究竟什么是“真实”、如何发现“真实”、怎样认识“真实”等又必然涉及复杂的认识论问题。辩证地看，中国正处于“并联式”叠加发展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科学研究者所面对的“实”是不断变化的。其中，纷繁复杂的社会表征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前一个时代的“实”并不一定是当下的“实”，西方学者眼中的“实”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却不一定意味着“实”。由此，在不同的时代寻找“实”、判定“实”、辨析“实”、最终看清“实”，是一个“去伪取真”的社会科学研究过程。
费孝通在讨论中国社会变迁时，曾用“套”来说明社会生活是技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要素相互匹配、结合的整体，他认为处于同一文化之下的人们在特定时代的行动和价值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费孝通，2011：339）。一方面，随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迁，社会生活整体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这种一致性与交流互动的范围有关。这意味着随着技术发展，特定时代的一致性有着超越上一时代一致性的范围和形态，即一致性内涵的超越性特征（费孝通，1999）。这也启示我们在认识数字社会时，要在持续变动演进的社会现实中把握不同社会主体的适应方式及其内在逻辑，从而凸显时代主题与价值依归。
社会学“从实求知”原则所强调的要义在于，理论是调查实践的工具，现实是调查实践的目的，这一原则的出发点、内涵及指向与“实事求是”原则相契合。费孝通（1999：382）在解释“从实求知”的时候说：“从‘实’当中求到了‘知’之后，应当再回到人民当中去。从哪里得到的营养，应当让营养再回去发挥作用。中国人讲‘知恩图报’，我图的‘报’就是志在富民”。可以说，“从实求知”不仅是一种原则与要求，更是中国社会学界独有的认识论范式和价值追求。对于中国社会学者而言，做到“从实求知”需要增强实践自觉，直面中国社会的实践巨变，科学分析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知识体系（洪大用，2021）；要具备“大历史观”“大中国观”“大学问观”的方法自觉，持续并深刻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进行方法论层面的检视和探索（陈云松，2025）。在分析当下多形态社会实践时，研究者有必要进一步把握“从实求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并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人民本位以及新公共性紧密结合，这将有利于推进我们对数字社会诸社会现象的理解、阐释和分析，在数字时代继续做出面向人民社会生活实践的、服务于人民的社会学研究。